这是中国青年耳熟能详的一句线年访问中国，和当年中国文坛的几位大佬一起吃饭交流时，艾青向他介绍他的中文译名的“姓”的繁体字由三只耳朵组成，他听了饶有兴趣。诗人毕竟是诗人，出口成诗，且一语道出了他热爱大海的心声。各种报道很快将之传播。之后但凡说到聂鲁达，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这句话。在我们走向黑岛的日子里，朋友圈里几乎每天都有人搬来此句，几乎成为聂鲁达热爱大海的标签。
但即便有了这先入为主的印象，深入黑岛后所见所闻带来的心灵冲击还是极其巨大，还是令人深感意外。这样的冲击我们在走进古巴哈瓦那和佛罗里达基韦斯特海明威的两处故居时都曾遭遇过，但也未达到这次的程度，聂鲁达真的将自己的热爱推向极致，令人不可思议。
各种资料记录，1938年聂鲁达从一位海军少校手里买下黑岛时，荒凉的黑岛只有孤零零一座破败的石屋，建筑面积仅70多平方米。聂鲁达精心打造黑岛，前后花了18年时间，至1956年才初步形成我们眼前所见这栋船形别墅的模样。是的，在一座石屋的基础上，“船长”将黑岛打造成了一艘船。深入内部，所有的设计都营造着船舱的效果，连拱廊都刻意模仿船上的过道。窗口都是小小的，踩在地板上会咯吱咯吱作响。船上餐厅也是低矮逼仄的，因此看上去并不高档，更无富丽堂皇的装饰。只有前舱上层的卧室和书房有大玻璃窗，相对宽敞明亮，入室仿佛置身于船长室，聂鲁达在那里指挥着航行的方向。
聂鲁达在智利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这条“船”上度过的，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光。许多写到大海和船的重要诗篇也是在这里完成。航海梦是他一生的宿命，似乎早在青年时代就曾埋下预言：
但令人震惊的不是建筑，也不是船上的设施，而是充塞舱内的各种收藏品和装饰物——墙上、桌上、地板上、卫生间、楼梯上、阁楼上，以及一切可通过的角角落落，这么多东西无处不在，包括散布在海滩乱石堆和灌木丛中的各种点缀，包括已经制造成纪念品在一楼商店出售的冰箱贴、钥匙圈等各种有代表性的黑岛标志物。它们无不弥漫着浓重的大海的气息，简直就是一个航海博物馆。当然，这是张扬着聂鲁达个性的博物馆，每一件物品都有其神秘的故事，每一件物品都承载着深刻的情感意义，诠释着造船的极致，诠释着主人的梦想。
一类是船头雕饰。聂鲁达自己也曾在自传中重笔浓墨并不无夸张地炫耀过，他说：“确实应该谈谈船头雕饰。它们是有胸怀的人像，是海的雕像，是迷途的海洋的化身。”他所说的人像，是指十九世纪法兰西安置在船头的半裸女神雕像或头戴红色弗里吉亚小帽的共和派妇女雕像。雕人像的目的大概跟古时雕图腾或神话里的野兽一样，出自宗教信仰。我们一进入会客厅就看到了不少此类看似眼熟的人像，之前在一些国际旅游杂志上看到过，也在不同版本的聂鲁达诗集封面上看到过。其中最著名、最珍贵，也是聂鲁达自己最喜欢的，是一尊小小的、用圣栎木雕成的、大航海时代的玛丽亚·塞莱斯特的雕像，就安放在会客厅的壁炉边。小妇人似正在飞舞，仿佛有风被雕进了她那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的漂亮服饰，衣袂飘飘。小妇人双颊的酒窝上方，瓷珠镶成的眼睛仰望着天际，由于年代久远，已色泽暗沉。奇怪的是，这双眼睛每年冬天都会流泪。聂鲁达说：“这两只法国眼睛确实会在冬天流泪，我每年都看见珍贵的眼泪从玛丽亚·塞莱斯特的小脸上滚落下来。”也许这是一种物理现象，古旧的黑褐色栎木有微孔，在多雨的冬日或许能吸收潮气，但参观的人们和聂鲁达一样，宁可相信谁也解释不了这种现象。据说，与聂鲁达过从甚密、于1970年大选中当选为智利总统最后又死于政变的萨尔瓦多·阿连德，曾多次想从他手里夺走雕像，他都没给。不为别的，只因“它曾在我们罪孽深重的星球罪孽最深重的汪洋大海上航行过”，可以说，它维系着聂鲁达深刻的海洋情结。
第二类是海螺类贝壳。聂鲁达痴迷海螺简直到了疯狂的程度。在《我坦言，我曾历尽沧桑》一书中，至少有三个章节写到他痴迷海螺的故事，其中有一节小标题就是：《我，软体动物学家》。他说：“我收藏了一万五千多个海螺。我的藏书室里到处是贝类学或软体动物学——随你爱叫它什么——的书。”后来他把这些藏品送往智利大学，捐赠给了他的母校。但我们在黑岛船形别墅内依然能看到有一间小屋专门用来陈列海螺。这是他后来继续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通过交换、收购、接受馈赠等途径，其中就有他在中国访问时北京博物馆赠送给他的两个奇异宽肩螺标本。他还坦言也走过偷盗途径，得不到心里就发痒。说到底，还是因为痴迷大海。当成千上万扇海底知识的小门为他打开时，“神秘的细瓷如月光般皎洁，奇妙的结构使我心旷神怡”，他这个自封的“船长”不免沾沾自喜，会像孩子王一样得意忘形。
第三类酒瓶船是最不可思议的。从黑岛回来后，我反复琢磨，依然不解其中的奥妙。酒瓶船就是装在酒瓶子里的帆船，聂鲁达拥有不止一艘，可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船队。当斜阳透射到列队于窗口玻璃架上的酒瓶时，瓶内的帆船栩栩如生，甚至战火纷飞。这些船各有其名，各有出处。队列中有强大的“波托西号”和壮丽的“普鲁士号”那样著名的船的拼装版。最漂亮的一艘是从西班牙送来的，抵冲了聂鲁达一本颂歌集的版税，为此赠送方还刻意要求制作者在主桅顶上挂起了一面智利国旗。队列中最有意思的，是一艘与前面说到的玛丽亚·塞莱斯特有关、以她名字命名的“玛丽亚·塞莱斯特号”，该船1882年起成为明星号。奥朗代大师为聂鲁达制作了两个它的模型。
聂鲁达的好朋友卡洛斯·奥朗代大师是一位老海员。奥朗代如何将如此精妙的各种部件放进易碎的透明空酒瓶子里去，并将它们组装起来，甚至达到连一缕烟都能逼真呈现的极致，至今还是个谜，至少对我而言是如此。聂鲁达肯定是知道的，但为了达到神秘化的目的，他始终抗拒解密。他自称是个职业骗子。
有人因此称聂鲁达是个大玩家，称这些丰富多彩的藏品为玩具，称聂鲁达的三个故居为玩具屋。按聂鲁达自己的说法：“不爱玩的孩子不叫孩子，但是不爱玩的男人就永远失去他心中的童真了。”也许，灾难深重的大海才是从始至终保持童心的象征，无论平静还是，无论航行其上的船只所向披靡还是搁浅或者沉没，大海从始至终保持着它原始而又质朴的本真。
海浪在礁岩丛中轰鸣。湛蓝的天空下，雕刻在大岩石上的戴着贝雷帽的聂鲁达头像，始终坚定不移地注目于无边的太平洋。不可思议的是，聂鲁达可能患有先天性臆想症。他不仅不会游泳，还对下海怀了与生俱来的恐惧感。据说读本科时他报过游泳课，差点溺死在游泳池里。可是，就这么一只“旱鸭子”，居然一生都对大海充满了激情向往，一生都渴望驾驶船只扬帆远航！也难怪他要将酒瓶里的航海梦演绎到极致了。
俯瞰船形别墅前沿甲板的位置，是聂鲁达和玛蒂尔德合葬的墓地。小范围看，墓床也是一艘船，船头围着铁链栏，中央矗立着高高的旗杆，彩旗飘扬。不断有游客站立于船头，展开双臂，上演“泰坦尼克号船头秀”。在极其朴素的、覆盖着黄色海沙的墓床上，安置着一张双人靠椅。热闹的人群中，仿佛可见聂鲁达和玛蒂尔德正依偎在靠椅上，面朝大海，窃窃私语，分享着人们对他们的怀念。
大海是不朽的，而我们，是不是能够期盼海洋带来永恒的教诲？是否有幸汲取哪怕一丁点儿来自海洋的能量？它自由奔放又汪洋恣肆，舒卷自如又无所不包。谁不想当一回船长，做一回无边的海洋梦呢？谁不想和聂鲁达一样，身前身后都能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当某个早晨醒来，看见大海上漂来一块船板，他立即叫醒熟睡的她：快起来，看，我的书桌来了！那是多么浪漫的一件事！我们是否也有可能如此浪漫一回？将漂来的船板捞上来，做成书桌的面板，从此便在大海上写情诗，把情诗写在大海上！
这时，我仿佛又看到了惠特曼船长，这位聂鲁达眼中“偶像级”的老师——黑岛书房墙上至今仍悬挂着惠特曼的巨幅画像。有人问过聂鲁达：这是您的爷爷吗？
“老船长”在那里高声吟唱：对我，对你，不可抗拒的大海隔开了我们，能隔开我们一个小时，却不能永久隔开我们，别急——只消一会儿——你知道每天日落时，我都向天空、大海和陆地致意，全是为了你，我爱的人。
聂鲁达好酒也是出了名的。世上的酒是那么不同，聂鲁达说：“我的葡萄酒经过你的嘴唇变得更甜蜜”。没有谁比聂鲁达更适合做智利葡萄酒的形象大使了，聂鲁达的诗歌，与智利葡萄酒单纯、浓厚、新鲜、不涩的特点是相通的。在某一种意义上，聂鲁达就是智利红葡萄酒，是自然的造化。装在酒瓶里的航海梦是一种极致，可我们千万别忘了，酒瓶首先是用来装酒的。
聂鲁达情诗里有智利葡萄酒的酒魂，总也抹不去那片女人般饱满、香唇般甜蜜而又鲜艳的红色。世界上最红最红的那瓶红葡萄酒，成为聂鲁达情感世界的化身，成为聂鲁达的又一个标签：老了老了，居然还身体力行地开始卖力推广智利葡萄酒。人们说，聂鲁达出任智利驻法国大使期间，还有另一个兼职的身份——智利葡萄酒推广大使。
据说，近年间中国进口葡萄酒最多的国家不是法国，而是智利，不知是否属实。智利葡萄酒走俏中国想是跟两国关系密不可分。智利与中国虽然远隔千山万水，却是南美洲国家中第一个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第一个与中国达成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双边协议的国家，第一个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也是第一个与中国建成自由贸易区的国家。回望历史，聂鲁达本人和聂鲁达诗歌的影响力也在无形中为两国关系发展、为智利葡萄酒在中国的推广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一直绵延至今。聂鲁达诞辰100周年时，智利驻华使馆曾在北京举行仪式，授予四位中国知名人士“聂鲁达百年诞辰总统勋章”。他们分别是当时的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北京大学西班牙语系教授赵振江、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朱景冬以及新华社记者张广森。
我不喜欢葡萄酒，但智利葡萄酒还可接受。除了口感，或许还有别的说不清道不明的缘由。我曾说过，任何事，只要你发生了兴趣，钻进去都是个无底洞。兴趣折腾人，也成就人。能把无底洞钻透的人都了不起。我们为全球文学经典寻找文学地标，为聂鲁达确立黑岛地标，同样需要这么一股子钻劲。
因此，我在告别黑岛后，最终还能够确认题写在黑岛酒吧墙上的诗句系聂鲁达亲笔题写，且出自《葡萄酒颂歌》一诗，至今想来都觉得是件幸事——白墙红字，题诗下方靠墙竖立着一只铁箍已生锈的橡木桶，桶顶并肩立着两瓶红葡萄酒。那天傍晚天气晴好，海风猎猎，彩旗飘飘，锐利的阳光贴着太平洋海面横扫过来，正好击打在好像兄弟般并立的两个瓶身上，烛照通透，似有灵光浮动，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
可惜百度有时候很不靠谱，上传的资料泥沙俱下，往往经不起检验。甚至有些专家论述，包括某些传记也不一定靠谱。搜索到的资料指认聂鲁达题写在黑岛酒吧墙上的这首诗是《皮斯科颂歌》，害我云里雾里折腾好一阵子去求证，都觉得不对劲。葡萄酒是指通过发酵酿造的低度酒，皮斯科酒是在发酵原料基础上通过蒸馏提取的蒸馏酒，是高度烈酒。而眼前这两瓶显然不是蒸馏酒，如何认定为皮斯科酒？查证这两瓶酒，发现它们来自智利安第斯山脉中央谷地德马丁诺酒庄，与聂鲁达的出生地和成长地有密切关系。如此颇有仪式感的摆设，黑岛相关工作人员显然是懂得聂鲁达的。
也许问题还是出在翻译，于是回到杭州后进一步求助于远在北京的吴子桐先生。我把聂鲁达题墙诗的照片传过去，子桐先生极其认真，先自己翻译，后又请西班牙语博士帮忙查找有没有现成的翻译，没想到最后居然惊动了北大西语系的赵振江教授——就是前面说到的被授予总统勋章的四位之一，他曾将《红楼梦》翻译成西班牙语出版。赵教授说墙上这几句只是《葡萄酒颂歌》的开头几句，全诗约有80行。赵教授据此找到了西班牙语全诗并帮助做了全译。至此才得以确定，这是《葡萄酒颂歌》，而不是《皮斯科颂歌》。
不过有必要在此说明，《皮斯科颂歌》影响确实也很大。拉美国家有三大蒸馏酒名扬世界，以甘蔗为原料的朗姆酒是古巴国酒，以龙舌兰为原料的龙舌兰酒是墨西哥国酒，以葡萄为原料的皮斯科酒是秘鲁国酒。此三大蒸馏酒与苏格兰威士忌、法国白兰地、中国茅台酒、俄罗斯伏特加齐名，而且又是全世界调制鸡尾酒的三大基酒。皮斯科酒的影响之大，曾引发知识产权归属问题争端，很长一个时期内，智利和秘鲁两国一直在打架。在聂鲁达心目中，皮斯科酒无疑是属于智利的——“每一滴都浓缩了百万年的光辉”。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后裁决，确认皮斯科酒的国籍权归秘鲁所有，但智利肯定是不服气的，至今依然不服气。这大概也是导致百度网友们错将《葡萄酒颂歌》认作《皮斯科颂歌》的原因之一。
据史料记载，1971年1月7日，聂鲁达和玛蒂尔德去了复活节岛旅行，行程10天，这是他和玛蒂尔德第一次踏上复活节岛，也是最后一次。我说过，聂鲁达一生，总是与岛有着千丝万缕的难解之缘。于是在相同的季节里，我和月光又飞越太平洋，追踪他们的足迹去了复活节岛。
对于聂鲁达来说，那是非常挣扎的一年：这个前世的情种又出轨了，大概从他65岁那年起，居然在黑岛家里出轨了玛蒂尔德喊来家里帮忙的侄女儿艾里西亚，而且又一次爱得极其疯狂，亚当·费恩斯坦在《聂鲁达传记》中称之为“最后一场激情的爱”。玛蒂尔德愤怒至极，黑岛家庭搞得一团糟。为了修复婚姻，远离艾里西亚似乎是唯一的办法。聂鲁达向新当选的总统、好朋友阿连德紧急请求：“让我离开这里，把我任命为驻法国大使。”这一年，他的身体健康情况一天比一天差，之前疑似的前列腺癌得到确诊；这一年，阿连德新政府危机四伏，政变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他的预感比他的婚姻现状更糟糕；这一年，他在驻法大使任上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在激情演讲的背后，一切都不容乐观。
由此能想象，聂鲁达和玛蒂尔德一起走向复活节岛时，神秘的复活节岛，梦中的复活节岛，多少人奢望的遥远的复活节岛，并没有留给他美好的印象；尽管他在那里跳舞，尽管他在那里为电视台录制节目，尽管他又可能在那里见了美丽女性就风流，但这一切都只是表象。
奇怪的是，他的诗心依然是活的，就如他眼中复活节岛上的土著女性依然是美丽的。这似乎是他与生俱来的基因，也唯有他的诗，如同复活节岛上蓬蓬勃勃的天然植物，是自然的，是灵动的，也是昂扬的。因此我丝毫不怀疑，在如此糟糕的状态中，他还能写出一部《分离的玫瑰》，一如我在复活节岛海边见到的——平生所见最高最大的一株龙舌兰。这位在《爱的一百首十四行诗》中开头就将玛蒂尔德比作天然植物的诗人，依然可以在那样的状态中关注像龙舌兰一样“跳着拉帕努伊韵律舞蹈的无邪美人”，而且在无形中提升着诗的境界，希望以人与岛之间对话的形式表达对超越时间的自然力之伟大的崇拜，以及人类相对于自然的脆弱与迷茫。
那株龙舌兰高高坚挺的花茎，比黑岛海滩上的几株高数倍，那里的礁丛比黑岛更黑，浪花也比黑岛的白，环境更寂寞、更清朗，视野更宽广。龙舌兰株型不高，就那么矮矮壮壮一丛剑叶，高不过一米，通常情况下是特别难看到其毛竹一般高挺的花茎的。一丛强悍的叶片，穷其一生，只为晚年开一次花，抽一根茎，养育一件修长而富有艺术感的作品。感觉欧洲的铁艺图案就是受了这个卷曲的样子的启发。但你得有耐心，可能一等就是一甲子。但花箭一旦形成，长速非常快，夏日里趁热打铁，不出三个月就能长到九米多高，长得比春天的竹笋还快。
1973年9月23日晚上10点30分，聂鲁达留下最后一句话：“我走了”，然后他走了，虚岁七十。